1937年8月13日，淞滬會戰(zhàn)爆發(fā)。時任國立暨南大學（最初由清政府1907年在南京辦學，此后曾遷往上海、福建建陽等地，后停辦，于1958年在廣州重建）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也面臨著他個人的“歷史時刻”：走，還是不走？
自8月13日后，上海逐步淪陷，大部分地區(qū)被日本侵略軍占領(lǐng)，只保留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塊淪陷區(qū)中的“孤島”。許多人選擇向大后方內(nèi)遷，而那些選擇留下的被認為是貪圖安逸的“偽民”“順民”。對鄭振鐸而言，選擇撤退顯然不太現(xiàn)實。他家中上有年邁的祖母，下有剛出生的小兒子，其所任教的暨南大學也仍然堅持在上海辦學。站在那個十字路口，他決定留居上海，等待天亮。
抗戰(zhàn)期間，以鄭振鐸為代表的身處淪陷區(qū)的平民知識分子展開了一場不見硝煙的“文化抗戰(zhàn)”。他們將保全歷史文獻當作一場對敵的“暗斗”，“抗戰(zhàn)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余種”。然而包括這些藏書在內(nèi)，有大量的民間私人藏書在戰(zhàn)亂中流散，許多至今仍然下落不明。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滬會戰(zhàn)時，居住在租界的人們遠眺戰(zhàn)場。鄭振鐸的一萬數(shù)千冊書籍被毀于這場戰(zhàn)火中。
2009年冬天，當時正在日本東京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的吳真意外翻到一本《廣東戰(zhàn)后報告》，其中提到戰(zhàn)時日軍召請日本各大學的學者來到中國占領(lǐng)區(qū)整理“接收”的圖書。當她詢問日本導師這批書的下落時，對方表示并不樂觀。自那之后，吳真便開始在業(yè)余時間輾轉(zhuǎn)多地搜集資料，想弄明白這批書到底藏哪去了。在追查這些中國被劫圖書的過程中，她無意中闖入了抗戰(zhàn)時期另一個“沉默的戰(zhàn)場”。多年以后，她將這些史料整理成書，以《暗斗：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(zhàn)》為名出版，讓那片戰(zhàn)場上的“暗斗”得以被更多人看見。
時隔88年后回看，在那片戰(zhàn)場上，那群“以書為職業(yè)”的書生在亂世求生與民族氣節(jié)的道德困境中反復掙扎。他們的處境也映射著抗戰(zhàn)時期許許多多普通人的生存現(xiàn)狀，他們在這里看不到西南聯(lián)大那樣的同仇敵愾，能感受到的只是“無底洞般的黑夜”，不知道黎明何時到來。一個人如何才能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中存活，同時還能不背叛自己的初心？在那樣的日子里，書籍究竟又意味著什么？更珍貴的是，身為女學者，吳真在進入這段歷史時也看到了一部分的“她們”，她很想再走近些，再聽得更清楚些，卻被空白的書頁擋在了時間的門外，“在這樣的‘文獻黑洞’中，感受到一種來自歷史深處的寒意”。
今天，我們刊發(fā)這篇與吳真的對話。
吳真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，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，已出版《勘破狐貍窗：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與書事》《為神性加注：唐宋葉法善崇拜的造成史》《孤本說唱詞話〈云門傳〉研究》等專著。
采寫｜申璐
《暗斗：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(zhàn)》
作者：吳真
版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(lián)書店 2025年7月
一部書也是一場戰(zhàn)爭的受害者
新京報：先聊聊這本書的緣起吧。這本書是透過作為書生的鄭振鐸的視角重新去看1937年—1945年這段抗日戰(zhàn)爭的歷史。此前不論是關(guān)于抗日戰(zhàn)爭的史料梳理，還是關(guān)于鄭振鐸的學術(shù)評議都已有不少先例，但將二者結(jié)合去關(guān)注當中“文化抗戰(zhàn)”的這一面較少被提及。你最初是如何注意到這個問題的？
吳真：2009年冬天，我在日本東京偶然翻到一本《廣東戰(zhàn)后報告》，是一個日軍隨軍記者的戰(zhàn)時見聞。他在書中講述了1938年底廣州幾間大學的圖書館如何在戰(zhàn)爭中被搞得一片狼藉。后來我在日本各機構(gòu)訪書的過程中，偶爾也會碰到蓋著民國時期中國若干個大學圖書章的圖書，顯然是侵華時期的劫掠殘余。此后，我就利用博士后研究的“業(yè)余時間”慢慢搜集“中國被劫圖書”資料。當時有一個寫作計劃，想逐一復盤中國各個機關(guān)的被劫圖書從中國到日本的具體過程。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古代戲曲文獻，可那段時間心里卻始終有個困惑，它也許和學術(shù)研究無關(guān)，但我就是想知道這些書到底藏哪去了。
在這方面，日本學者已經(jīng)開始了系列的論述，專書比如松本剛《略奪した文化—戰(zhàn)爭と図書》和鞆谷純一《日本軍接収図書—中國占領(lǐng)地で接収した図書の行方》。中國學者比如孟國祥、趙建民也有一些相關(guān)研究。但這些研究總體偏向于對這段歷史的概括性論述與賬目式排列，而我更關(guān)注的是山河破碎下的家國命運、個體命運與書籍命運在戰(zhàn)爭時代產(chǎn)生了怎樣的共振。
鄭振鐸（1898年12月19日－1958年10月17日），生于浙江永嘉，原籍福建長樂，原名木官，字警民，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家、考古學家、藏書家。著有《中國俗文學史》《近百年古城古墓發(fā)掘史》等。
為什么要通過書籍的流散來看戰(zhàn)爭中個體與國家的命運？這個視角在今天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。寫作時，我時常會想起李清照的《金石錄后序》，這是當時西南聯(lián)大全校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“國文課”的必讀篇目。西南聯(lián)大為什么沒有選那些大家相對更熟悉的李清照的詞，而是選中了這篇文章？背后其實是很有深意的。這篇文章是李清照回憶當年金兵南下的戰(zhàn)亂期間，她獨自帶著家眷、幾十艘裝滿書和古物的船南下逃難，輾轉(zhuǎn)漂泊多地，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昔日她與丈夫共同搜集的這些文物不斷喪失。丈夫趙明誠在去世前曾囑咐：“必不得已，先棄輜重，次衣被，次書冊卷軸，次古器，獨所謂宗器者，可自負抱，與身俱存亡，勿忘之?！边@句話如今回看仍然是很沉痛的，侵略者往往通過毀滅被侵入地的歷史與文化，來試圖抹除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。但趙明誠、李清照以及古代的讀書人認準了一個道理：只要書籍不滅，文明就不滅，國家也就不會滅。
從這個角度來說，貫穿《暗斗》這本書的鄭振鐸有些像“抗戰(zhàn)時期的李清照”。他也是為了搶救民族文獻奮不顧身的義士，而且有意識地為戰(zhàn)爭中歷劫的書籍留下大量文字記錄。全面抗戰(zhàn)八年間，鄭振鐸寫有《失書記》《劫中得書記》《劫中得書續(xù)記》《求書日錄》《燒書記》《售書記》《“廢紙”劫》等十幾篇文章，記有《長樂鄭氏紉秋山館行篋書目》等八部書目，還有與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搶救文獻相關(guān)的工作報告及四百多通書信。他還有記錄個人訪書生活的五年日記，以及分散于各書葉上的數(shù)百則題跋書話。這些文字詳細記錄了戰(zhàn)爭對于書籍的傷害，具體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對于書籍的文化暴行。人注定會死，但書籍永存。沒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可以消滅記憶。
1941年10月底上海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所購書籍簡表。表中未計入新購的張伯芹藏書。除紀錄片畫面等素材外，以下其他配圖均來自《暗斗：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(zhàn)》。
新京報：的確，談及戰(zhàn)爭，個體命運的沉浮往往更為直觀。但正如你在書中所說，其實“一部書也是一場戰(zhàn)爭的受害者”。
吳真：是的，傳統(tǒng)的文獻學研究有一個專題是圍繞“書厄”（書籍在戰(zhàn)爭年代的流散）展開歷史研究。兵火世難，必然也是書籍的修羅場。例如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之后，中國各地的公立圖書館以及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等各大學圖書館的藏書，在炮火以及敵人的掠奪中，大都淪亡。戰(zhàn)前中國共有3744家圖書館，至1937年底，損失達2166所之多，損失圖書接近九千萬冊 。而這只是圖書館系統(tǒng)的官方數(shù)據(jù)，不在統(tǒng)計范圍的、遍布全國的民間私人藏書更是遭遇了滅頂之災，其損失之巨，至今無法用數(shù)字加以統(tǒng)計。
到今天為止，大部分研究更多關(guān)注的是國家公家機構(gòu)層面的“書厄”，而那些數(shù)量更為龐大的“私家藏書”的命運又如何呢？一般人家在撤退時，攜帶金銀細軟，卻未必會全部攜帶古籍藏書，因為太大量了，帶不走。于是私家藏書在戰(zhàn)亂中大多淪亡，而且它們是“消失的大多數(shù)”，因為個體家庭在經(jīng)歷戰(zhàn)亂之后，很少留下書籍被害的記錄。但這些無名的“私家藏書”其實相當于一個國家文化的“海綿”，或者說是一個體量大得多的“蓄水池”，每當戰(zhàn)火兵燹，國家藏書凋零或散亡，在安定下來之后，政府都要向私家求書，尋求補給，這幾乎形成一條歷史規(guī)律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私家藏書保存典籍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接力式的文化傳承，但是抗戰(zhàn)時期，這一接力也被粗暴打斷了。在這本書中，我想著重探討的就是這部分民間私藏書籍的命運。
抗戰(zhàn)時期的另一種“暗斗”
新京報：今年也是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。相較于這期間發(fā)生在正面戰(zhàn)場或敵后戰(zhàn)場的多次“明斗”，彼時知識分子在淪陷區(qū)所展開的圍繞諸多古籍文獻的保存工作構(gòu)成了書中的另一種“暗斗”。這部分史實的還原會如何影響我們回看那段歷史時期？
吳真：今天的我們在回看那段歷史時，也許當時的“大后方”（例如西南聯(lián)大）民眾同仇敵愾的記憶是更熟悉的，但在以上海為代表的淪陷區(qū)內(nèi)部，大部分民眾所處的環(huán)境其實更復雜。在那片國家力量完全缺席的特殊地帶，每個人想要活下去都只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你拿不準你的朋友哪天會出賣你。在上海錯綜復雜的斗爭環(huán)境中，鄭振鐸枕戈待旦，時刻警惕，處處提防，既要提防敵方投過來的長槍，也要提防自己人射過來的暗箭。
我們從鄭振鐸和友人的往來信件中就能窺見一二。他公開發(fā)表的文字中對潘博山、劉承幹等人都是贊揚的，但實際上這些人又屢次給他出難題?？伤植荒芎退麄冋娴摹八浩颇槨?，這相當于把他們完全推到了日偽方的陣營。但又該怎么去解釋這種表述上的“錯位”呢？這些“灰色”的地帶是特殊年代一種自我保護的底色。不過值得一提的是，鄭振鐸在其中反而是那道“明亮色”。
鄭振鐸在“七七事變”之后藏書章——“西諦七七以后所得書”，這是中國藏書史上罕見的記錄“書厄”的印章。
新京報：此前關(guān)于鄭振鐸的研究也有不少，從抗戰(zhàn)時期淪陷區(qū)生活這個大背景再去看鄭振鐸，會對他有哪些不同的理解？
吳真：鄭振鐸交友廣泛，他1958年因公殉職之后，友人們紀念他的大量文章被收入《鄭振鐸紀念集》《追念鄭振鐸》等書中。翻看這些紀念集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幾乎所有與他相交的朋友都評價說此人性格豪爽，是個文學圈的“組織者”。這點在現(xiàn)代文學史研究中已經(jīng)被論證得很充分。在很多朋友眼中，他的性格似乎很“天真”、與人為善，尤其唐弢曾戲稱，如果鄭振鐸說誰是“壞人”，那此人一定是個“壞人”，但如果他說那個人是個“好人”，這就需要再細想想。在朋友眼中，他是那個總是很樂天、沒有什么心眼的“大孩子”（葉圣陶戲稱）形象。
寫完這本書后，我會覺得這個人反而是“粗中有細”的。我們都覺得他是“李逵”，事實上他是“宋江”。他在對待那些可能和自己存在利益沖突的朋友時是很講策略的，非常了解個中的“俗情世態(tài)”，但又不會老于世故。他很能理解在當時抗戰(zhàn)的八年間，身處不同位置上的個體的不容易。比如他曾賣給張叔平一批心愛的藏書，但張叔平在逃亡中就沒有帶走這批書，還把它們賣給了文海書店，后來兜兜轉(zhuǎn)轉(zhuǎn)，書店老板又把這批書送回到鄭振鐸那里，其中還有一套《長樂鄭氏匯印傳奇》是鄭振鐸手寫了兩頁贈語的親贈本。這好比你送給好朋友一本心愛的書，結(jié)果有天你在“孔夫子網(wǎng)”上看到，只能自己又買回來。雖然這樣他“頗不痛快”，但好像也可以理解，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：“頗有‘賣空買空’之處?？蓱z，惟有‘書’堪賣耳。”鄭振鐸猜測張叔平倉促逃難的境遇也不容易，只有書籍可抵賣一些錢。從這些細節(jié)能看出來，他對于與書籍打交道的同行，還是有種悲憫在心中。
新京報：的確，當時參與到這場文獻古籍搶救工作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(shù)，書中也提到不少當時與鄭振鐸往來密切的人士。但鄭振鐸無疑是其中的關(guān)鍵人物。從歷史的后見之明看，究竟為什么是他走到了這場“暗斗”的中心？
吳真：客觀上說，當時的上海文化中心有兩個主要的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：一個是學者、作家與出版界；另一個是收藏家與古舊書業(yè)、圖書館界。鄭振鐸正是這兩個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的中心人物之一。全面抗戰(zhàn)八年，鄭振鐸有能力與敵偽爭奪文獻，正是因為有這兩個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的情義支持。
不得不提的是，鄭振鐸也獲得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支持。他來往密切的朋友，像是胡愈之、于伶、馮賓符、胡詠騏、張宗麟、黃定慧、陳巳生、韋愨，都是中共黨員。鄭振鐸每周參加的秘密聚會即“星二會”，可謂上?！肮聧u”時期進步人士的“神仙會”或者說“長老會”，也是以中共黨員為主?！肮聧u”時期，鄭振鐸實際負責著上海文化界救亡協(xié)會的日常工作，該會在中共江蘇文委的領(lǐng)導下，通過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，利用該校校舍開辦了三期的“社會科學講習所”。這是一個夜校式的短期干部訓練班，開設的課程有理論課和文史哲專業(yè)課，也講游擊戰(zhàn)一類軍事課，學生主要是各救亡協(xié)會成員和進步的學生，一期多達九百人。講習所成為一所特殊形式的抗日干部學校，為上海郊區(qū)的游擊隊和新四軍培養(yǎng)、輸送干部，被譽為“上海的抗大”。1938年2月—1939年6月，鄭振鐸每周到講習所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。
新京報：你在書中提到整個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橫跨了15年，其間輾轉(zhuǎn)于中日兩國，不僅包括大量檔案、日記、書信等一手材料，甚至還提到不少書店賬單和匯款單等資料。這些史料的“破譯解碼”工作想必也并不容易。日記和書信這些私人文獻有很多記錄者的個人色彩，且由于“劫中有所諱”也隱藏了諸多歷史細節(jié)，有很多“禁忌”或“失語”。你在寫作過程中具體是如何處理這部分材料的？以及可否進一步談談這類“無意史料”的發(fā)現(xiàn)對抗戰(zhàn)時期的相關(guān)研究有怎樣的意義？
吳真：這里面的確涉及“視角”上的問題。由于“劫中有所諱”，鄭振鐸在個人記錄中會隱藏不少關(guān)鍵信息，而且經(jīng)常在抗戰(zhàn)時期和抗戰(zhàn)勝利后對同一個人或同一件事的表述差別也很大。就算是同一個人的文字，也需要根據(jù)不同的歷史語境去具體分析。比如在洽購稀世珍品《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過程中起到“中間人”作用的陳乃乾這個人物上，鄭振鐸對與他交往的記錄是存在重大分歧的。以往論者在研究這次洽購時，或是以1939年發(fā)表的《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為主，或是以1945年在《大公報》上連載的《求書日錄》為主，很少有人發(fā)現(xiàn)1945年9月抗戰(zhàn)一勝利，陳乃乾就在鄭振鐸的筆下“消失”了。這就需要結(jié)合當時“圍觀”這次洽購的多人的日記（《王伯祥日記》）和書信（葉圣陶和“開明文人圈”的渝滬通信），來補全鄭、陳這兩個利益相關(guān)方之外的“他者”或者說“吃瓜群眾”的相對客觀的視角。
每一個事件的利益相關(guān)方都會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說法，對同一件事，甲和乙的敘述可能完全不一樣的，個人的日記、文章，以及回憶錄，均屬于此類“有意史料”。由于每個人在歷史事件中的立場及利益均有不同的差異，又或者是為了規(guī)避某種風險（比如鄭振鐸為了避免日記落入日偽特務手中），各人均采用了“利己”敘事或者片面敘事，蓄意存留某一部分事實，同時又遮蔽某一部分事實，這就導致不同主體的“有意史料”之間存在著不可彌合的裂縫，也影響了今人對于歷史事件的理解與判斷。怎么跳出“有意史料”視野，發(fā)掘更多的“無意史料”，這是我在資料搜檢時尤其關(guān)注的問題。
鄭振鐸寫在《樂府先春》扉頁上的題跋，其中提到中國書店和郭石麒。
我想特別提的是書籍史的一些材料比如“題跋”和“贈語”，可以拓展“抗戰(zhàn)史料”的闡釋空間。鄭振鐸常常會在得到一本書時在扉頁上記錄一段話，講這本書是如何得來的，又或者在贈書給朋友的時候?qū)懸欢卧?，說明二人當時的關(guān)系以及與書的連接。這樣一種個人信息就附著在具體的一本書上，賦予了這本書特定的故事、特定的歷史時刻。這種書籍收藏、流轉(zhuǎn)、閱讀的記錄往往比當事人的事后陳述更為真實，因為它們是某一歷史時刻由人與人的交流碰撞而留下的時間痕跡，而且通常隨后不會修改（日記是可能被后期修改的），有點像“火山噴發(fā)后凝固下來的巖漿”，能夠基本保留關(guān)于“火山”噴發(fā)的歷史信息。這點在鄭振鐸相關(guān)研究中尤其明顯，因為他的日常習慣就是如此。這些在被寫下的當時可能是一種“有意史料”，為一種有意為之的“紀念”；但隔了一段時間后，它反而構(gòu)成了某種“無意史料”，它沒有經(jīng)過修改加工。我在《暗斗》一書中，比較留意搜集最近幾年流散于各大拍賣會的一些抗戰(zhàn)書籍，探討集結(jié)于書籍上的人際交往痕跡，以此呈現(xiàn)鄭振鐸在抗戰(zhàn)時期日常生活的另一個側(cè)面。
古書追索：“一鯨落，萬物生”
新京報：你在書中曾以“鯨落”形容鄭振鐸在抗戰(zhàn)期間的書籍文獻存續(xù)工作的意義。可否總體介紹一下鄭振鐸在這八年期間究竟保全了多少文獻，其中較為珍貴的有哪些？以及從今天的角度看，這批文獻又有怎樣的特殊價值？
吳真：以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為主，1939年到1941年之間，他們搶救下來的書籍有六萬冊左右。1941年夏秋，約有三萬冊運到了香港，剩下的還有一半留在了上海，這里面有不少是珍品。1942年之后，來自重慶中央圖書館的經(jīng)費已經(jīng)中斷了，但是鄭振鐸個人并沒有停止搶救文獻，主要在搜集一些明代史料和清代文集。以往的藏書界大多不太重視近代文獻，但他抱著為了未來研究者保存學術(shù)史料的目的，去博訪廣收這些相對冷門的晚近文獻。還好，這些東西在書市中倒不是很貴，他就用自己比較拮據(jù)的經(jīng)濟力量搜集了八百多種清人文集，還有其他一千多種明清文獻。
1940年初，時重慶教育部批準中央圖書館以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名義在上海收書。
新京報：鄭振鐸一生“愛書如命”的書癡形象是早已深入人心的。但“替國家買書”和私人藏書還是有很大區(qū)別，在這方面鄭振鐸有哪些考量？可否舉例談談，這些選書方面的考量具體又是如何影響他在戰(zhàn)時的判斷與行動的？
吳真：這方面確實體現(xiàn)出了鄭振鐸超越傳統(tǒng)藏書家的一種現(xiàn)代學術(shù)眼光。在1931年鄭振鐸開始向?qū)W者轉(zhuǎn)型時，研究的起點就是他自己的藏書，魯迅評價鄭振鐸的治學特點是“往往恃孤本秘籍，為驚人之具” 。那時鄭振鐸藏書的興趣幾乎完全按照個人的研究偏好，比如戲曲說唱、版畫和美術(shù)。但這些都是公共圖書館較為忽視的偏僻文獻。到1939年底，他確定要在上海幫中央圖書館搜購時，“以放大眼光廣搜群籍為宜”，盡可能擴大訪購面，用同樣的經(jīng)費購入更多的書籍。鄭振鐸迥異于傳統(tǒng)藏書家的地方，恰恰就是在這里。他認為替國家買書，乃是為了建造一座比較完備的圖書館，而不是恢復一座古代的藏書樓，他說：“我輩收書，不重外表，不重古董，亦不在飾架壯觀，惟以實用及保存文化為主?！?/p>
在這一思路下，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所收集的古籍門類齊整，實用書、史料書最為精善，而且又包括了玉海堂、群碧樓、嘉業(yè)堂、適園等江南藏書家的精品。書賈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必然是分散銷售；而學者希望古籍完整地被保存在公家圖書館，得以借閱，這樣才能實現(xiàn)古籍文獻作為天下之公器。為了這一事業(yè)，那段時間鄭振鐸也暫時放下了自己的學術(shù)工作，他說：“為國家建立一比較完備之圖書館，則于后來之學者至為有利；其功能與勞績似有過于自行著書立說也。”
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為國家搜書，注重于“史部”和“集部”。鄭振鐸抱著“史不亡則其民族亦終不可亡”的愛國激情，注重搶救史部書籍，就是為了避免敵人載之東歸，“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獻于千百世”。而集部文獻主要是清代文人的個人文集，這部分也是以往國家館藏中被忽視的。
新京報：這期間最為激烈緊張的一次是圍繞浙江南潯嘉業(yè)堂藏書的多方對決。其中不僅多方勢力都對此虎視眈眈，還經(jīng)歷了多輪反復。鄭振鐸所代表的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秘密購下了其中的菁華部分。怎么評價這部分搶救工作的歷史意義？
南潯嘉業(yè)堂藏書樓主樓。
吳真：嘉業(yè)堂藏書恰恰在“史部”上是最完備的。其主人劉承幹熱衷藏書和刻書，斥重金在家鄉(xiāng)南潯建嘉業(yè)堂，鼎盛時期號稱藏書六十萬卷，其中多以明清史料和地方志為主。在鄭振鐸看來，其中價值最高的并非是那些“宋元版”古籍，而是這些明清史部書。這也被認為是當時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搜書的最高峰，相當于一次性把一棟國家藏書館的史部都“補全”了。由于很受重視，1941年6月先運送的也是嘉業(yè)堂這批書，它們后來被“完整地”運到了香港，又不幸地被日軍全部劫運到了日本。
富于歷史吊詭的是，最強大的敵人往往也是那個最理解你的人。當時被稱為“日本近代文獻學第一人”的長澤規(guī)矩也同樣一眼相中了這部分書籍。在這批書被劫到日本之后，長澤最先整理的也是其中的史部書，甚至在1944年8月，東京遭受盟軍日夜空襲的緊張局勢下，帝國圖書館還是舉辦了一場面向東洋史研究者的非公開“明代史料展覽會”，當時參觀展覽的學者通過觀摩這些古籍，看到了明史新研究的可能性。可以說，鄭振鐸此前所擔心的“史在他邦，文歸海外”已經(jīng)在日本實實在在發(fā)生了?？箲?zhàn)勝利后，這批書在鄭振鐸、陳君葆、張鳳舉等人的努力下，完整地追索回來了，作為最先一批歸國的被劫文獻，先被運回南京，后又被運至臺灣。
孤島之上，平民知識分子的“沉默”抵抗
“我在打算著該怎樣盡力于這個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戰(zhàn)；有過種種的打算，計劃，并沒有想到躲、逃、撤退，和從戰(zhàn)區(qū)里搬出什么的事?！?/p>
——鄭振鐸《八月十三夜》
新京報：在一定程度上，鄭振鐸也代表了當時一批留守淪陷區(qū)的知識分子。從書中的不少私人筆記中，我們經(jīng)常能夠讀出某種思想層面的掙扎和焦慮，鄭振鐸也在《求書日錄》中自陳自己“在躲藏里所做的事，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”；另一方面，他們的選擇在當時又面臨很多爭議，甚至昔日的好友也曾寫信責怪，或是對其所做之事不以為然。今天的我們?nèi)绾卫斫猱斈赀@批“孤島上的文化人”的處境？
吳真：這批文化人也要分幾塊來看，其中一部分是像鄭振鐸一樣在當?shù)氐膶W校、出版社、報館等機構(gòu)有工作的，他們當時選擇留在上海有很大的原因是出于生計，所在的機構(gòu)沒有撤出上海。1937到1941年底，這批人主要面臨的處境是，一方面要維持正常的工作，另一方面還要秘密地推動各個民間組織的地下工作。其中也有不少人抵擋不了汪偽的誘惑，可能今天兩個人還坐在一起同仇敵愾，第二天有一方就“過橋”變節(jié)了。
1941年底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之后，情形更加惡化。很多機構(gòu)撤離上海，沒有撤退的知識分子就成了“失業(yè)人”。以往我們對他們1942年之后生存狀態(tài)的觀察是不夠的。以鄭振鐸為例，如果說前四年他還是“進擊的鄭振鐸”，到了后四年幾乎就進入了一種蟄居的停擺狀態(tài)，這部分的史料也相對比較少。但這段時間他們處境其實更加極端嚴峻，彌漫在上海的“白色恐怖”是相當可怕的，在這樣的時候如何活下來？如何在各種躲藏中還能不變節(jié)？那段時間，鄭振鐸曾與妻子高君箴沉溺于打麻將，當時很多人也開始相信神道、星相和命運，熱衷于委身待運。這段時間對他們而言，是真正意義上的“至暗時刻”，而且完全失去了組織上的支援，只能進行“一個人的抗戰(zhàn)”。
在那四年里，沉默本身也是一種抵抗。當時日本當局在上海推行所謂“大東亞共榮圈”，不少文人參加了相關(guān)的活動并簽名加入，但像是鄭振鐸、李健吾、柯靈、楊絳這些人形成了另外一個“不簽字”的圈子。對后者來說，生存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。和當時大后方的西南聯(lián)大生活境遇上的“苦”相比，在淪陷區(qū)上海是另外一種“苦”，前者至少還有一種共同的目的凝聚心力，但在后者的上空，可能更像是一種漫長的、無底洞般的“黑夜”，不知道黎明什么時候到來。
紀錄片《西南聯(lián)大》（2018）畫面。
新京報：民國時期的古舊書業(yè)存在諸多“潛規(guī)則”。作為一介書生的鄭振鐸在這套規(guī)則里有沒有過一些“不適”的時刻？他在和這些古籍的“舊家”以及諸多“外儒內(nèi)商”的中間人交鋒時，他“書生”的一面體現(xiàn)在哪里？
吳真：從一般的操作流程來說，鄭振鐸在確定購書前需要獲得作為“第三方”的張元濟和張壽鏞的同意，以防有人從中“抽水”。在鑒定版本價格方面，鄭振鐸和張元濟經(jīng)常存在一些矛盾。比如清人文集、鉛印本、清道光以后人之著述、非初印本等，張元濟認為價值不大、可不收，但鄭認為這些“近代史料”，如果當下不收，后來搜集更難，而且價目不大，不妨廣收。再比如，鄭振鐸在來青閣跟店主議價幾個小時，最終用“甚廉”的五十八元買下《雪竇寺志略》《寓山志》兩種方志，送到張元濟處鑒閱，張只愿意出價“三十元”，這下就讓鄭振鐸很為難了，遂寫信跟張壽鏞力爭，主張既然與敵爭奪文獻，“如還價過于峻刻，必將漏失許多重要文物”。
好在“同志會”內(nèi)部，兩個核心成員張壽鏞和何炳松都非常支持鄭振鐸。1940年12月，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的徐森玉來到上海幫忙，鄭、徐兩人在學術(shù)眼光上相當一致，這相當于四個人中，鄭振鐸是有三票的。
不過話說回來，鄭振鐸這個人其實本身“書生氣”就不是很重，很少會被刺激到“意氣用事”，一直能夠和社會地位相對低的書商和書店伙計打成一片。即便是和張元濟偶有爭執(zhí)，他也很少在情緒上受影響，會傾向于認為這只是學術(shù)眼光上的不同。同時他還難得的很有耐心，其實那兩年搜購大部分工作是“事務性的”，幾乎隔一兩周就要寫一份“工作報告”，向重慶方面申請撥款，還要反復論證這個項目的“合理性”——這些書為什么值得買，甚至買完還需要一一復盤解釋具體是怎么做的。這些工作，一般的文人是不愿意做的，這可能和他相較于同時代諸多文人而言“出身貧寒”有關(guān)。他十歲喪父，靠母親做針線微薄的收入和親友的接濟過活。自23歲后，鄭振鐸擔任《小說月報》《文學周報》這些文學刊物的主編，需要接觸大量的人，從中周旋平衡多方利益，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拼出一個最好的“盤面”。他是這項每天需要對上、對下的文獻搜購工作的“天選之才”，換任何一個人可能都不如他這么適合。
新京報：在當年的收購工作中，鄭振鐸所在的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作為大后方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其中的搜購流程既提供了某種支持，也有不少弊端，鄭振鐸當時具體是如何和“同一陣營”的他們打交道的？他所處的位置又會如何影響他的一些決策？以及考慮到書籍運輸過程的諸多不確定因素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，一些重大的貽誤是不是遠非一己之力所能左右的？
吳真：確實是這樣的，在當時具體的談判過程中，經(jīng)常是多次反復。以嘉業(yè)堂為例，當時半年內(nèi)就經(jīng)歷了前后七次的反復。為了賣出理想價錢，藏書家有意促成買家的競購，先讓較有古籍鑒定能力的買家擬一份欲購書目和報價，結(jié)果這份單子可能轉(zhuǎn)手就會被賣家拿給其他買家出價，那個做書目的買家就成了“冤大頭”。這種舊書買賣的叵測經(jīng)常讓鄭振鐸一邊擬著報價單，一邊警惕著其他對手的出現(xiàn)。在具體的交易過程中，鄭振鐸頻頻寫信、發(fā)電報催促重慶方面盡早匯款，最好是能“一面付款、一面取貨”，讓賣方來不及“價比三家”。但根據(jù)《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》，搜購過程的每個環(huán)節(jié)都需要兩人以上合議蓋章，凡五十元以上的古籍，必須全體委員簽字通過，這經(jīng)常使得鄭振鐸處于“被動”局面。
所有上?！巴緯睋屵\至香港的古籍，卷首蓋“希古右文”朱文方印，卷末蓋“不薄今人愛古人”白文長方印。
后來這批約三萬冊的古籍偷偷運到香港，也是一波三折。1940年9月，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簽訂軍事同盟，日本軍艦已經(jīng)包圍了“孤島”上海，“同志會”需要盡快將搶救的古籍運離險地。但我通過一些匯款明細和書信發(fā)現(xiàn)，當時的渝、港、滬多方相關(guān)人士都在“踢皮球”。重慶的中央圖書館和香港庚款會反復討論運港方案，但遲遲沒有決定行動方案。當時這些機構(gòu)在香港都設有專門的辦事處，但如鄭振鐸所言，“都不肯負這責任，不肯收受”。無奈之下，鄭振鐸只能自己想辦法，而且是用“先斬后奏”的方式，運到了香港大學再向上報告。這種決斷力的背后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有像香港大學教授許地山、上海中國書店的楊金華這些朋友在幫他托底。重慶方面后來得知此事其實是非常生氣的，甚至寫信批評他，但是鄭振鐸還安撫參與此事的人“不用管他們，再過半個月我們就全都運完了”。
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。1942年1月，日軍憲兵隊在這里劫走暫存的三萬四千九百七十冊古籍。
沉默背后：“她”的尖叫如何能被聽見
新京報：這本書的第七章“難中相守的戰(zhàn)時情緣”與其他章節(jié)的氣質(zhì)都很不同，可能是和“書”最遠的部分，卻是和“鄭振鐸”這個人最近的部分。其中包括很多他和徐微的往來細節(jié)。鄭振鐸在書信和日記中對這段交往的大量提及與徐微那里的“空白”形成鮮明對照，你在這章的結(jié)尾處談到這種對照“折射著20世紀中國社會性別關(guān)系的一個側(cè)面”。也許考慮到本書的主旨，這部分未在書中作過多展開，但在其中能讀出許多“言外之余味”。可否展開談談這個判斷？以及為什么想把這章看似與“書戰(zhàn)”關(guān)系不大的內(nèi)容放進來？
吳真：我的理解是，在那樣人生至暗時刻里，鄭振鐸也許期望有一個人“點亮”他，可能來自一個年輕異性的仰慕和相守。徐微是鄭振鐸在暨南大學指導過的學生，兩人1943年在上海重逢，在后來的往來中關(guān)系漸深，這期間徐微也在協(xié)助他整理書籍。但的確，在兩人長達15年的往來中，鄭振鐸在日記中反復記下他對徐微的“情深意長”，但今天的我們找不到女方的個人記錄文字，連患難中受贈的兩冊鄭振鐸手跡本，她也早早散出了。對于這段關(guān)系，徐微又是怎么看的，因為史料的缺乏我們實在無從得知。
與此相似，那個時代不少所謂的“佳話”，后來的讀者大多是從男方的私人日記中窺見“被戀者”的身影。比如在顧頡剛和譚惕吾的關(guān)系中，讀者通過顧氏日記看到的是長達五十年的“單相思”，但譚惕吾一生從未接受過顧頡剛的追求，她又會怎么看待這種情感的“攻勢”？在許多曾經(jīng)令人唏噓的“絕戀”中，我們大多只能看到的是一個男性的“深情”和一個女性的“沉默”。沉默本身是不是一種“無力”或“抵抗”？因為實在沒能尋見這部分文獻記載，作為一個學者，我也不能再做更多的論述；同時作為一名女性，我從這樣的“文獻黑洞”中感受到了一種來自歷史深處的寒意。
鄭振鐸與妻子高君箴。
新京報：是的，在看這部分內(nèi)容時，我時常會忍不住想，鄭振鐸的妻子高君箴是怎么看待丈夫筆下的這種“照亮”的？
吳真：我其實想過，如果能夠找到高君箴的日記，透過她的眼睛看看全面抗戰(zhàn)的這八年，我相信那會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視角。即便拋開這段“知己佳話”不談，她會如何看待這樣一個為了家國，天天不著家，并且把薪水全用來買書甚至借錢買書的丈夫？去年陳朗在悼念她丈夫的《請君重作醉歌行》文章里說，“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杰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，內(nèi)心最痛苦地尖叫著”。其實我們大概可以想象，在抗戰(zhàn)時期的上海，女性承受的苦難大概更甚于男性，大部分的女性都是在“痛苦地尖叫著”的，可惜，我們現(xiàn)在聽不見。
上海劇藝社在1939年8月上演了于伶創(chuàng)作的四幕話劇《夜上海》，通過開明紳士梅春嶺一家從淪陷區(qū)家鄉(xiāng)逃難到上海后的種種遭遇，刻畫了“深夜”中的上海生活的悲鳴。劇中的男性面臨回去家鄉(xiāng)做順民、留在上海“熬”、上山打游擊的三種選擇，女性則無奈為了家庭，“下?！碑斘枧?、神女。此年年底，劇中人物與“孤島”的現(xiàn)實生活產(chǎn)生了共振：上海劇藝社有位特約女演員，原來在學校念書，后來忽然不來劇社了，過了些時候才知道她為了不使父親去當漢奸，毅然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擔，咬咬牙“下?！卑槲枞チ?。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，抗戰(zhàn)時期的女性所做的犧牲可能是更多的，卻還要承受各種各樣的“污名”。
幸好，還有書籍
新京報：最后，你在后記中提到寫作這本書時自己也漸入中年，對鄭振鐸抗戰(zhàn)時期刻章上的“狂臚文獻耗中年”“不薄今人愛古人”感觸漸深。這段研究經(jīng)歷具體對你而言有怎樣的意義？
吳真：也許是因為人到中年，有段時間越發(fā)覺得身體和心理都處于低谷期。在寫作這本書期間，我常常在想，當面對外部世界深感無力時，怎樣能給自己找到前行的動力。的確從鄭振鐸這里，我找到了一種“共感”，就像是無論外部環(huán)境如何動蕩，總有一件事能夠讓你沉入其中。當時的鄭振鐸一方面因為沒有撤退“內(nèi)地”覺得自己是個“罪人”，另一方面他又在為國家搶救文獻中找到了一條自洽之路。
為什么他會心甘情愿做這件事？其實他真的在這些書里找到了某種價值，用他的話說，就像是每本書都在向他“訴說”著自己的遭遇，他會去“聆聽”這些“劫中書籍”的遭遇，這個過程就像是一下子接通了歷史——古代的時空與現(xiàn)在的時空折疊相遇。這種愉悅對他而言肯定是從心底升起的，他真的把每一本書都當成了一個人，每搶救一本書，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(nèi)搶救了一個人。
此外，鄭振鐸在抗戰(zhàn)時期的文字中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“斗室”“孤燈”下，一個人在讀書的意象。我時常在想為什么他會反復寫到“大地黑暗，圭月孤懸，蟄居斗室，一燈如豆。披卷吟賞，斗酒自勞，人間何世，斯處何地，均姑不聞問矣”這樣的話，可以想見的是，1942年起，上海實行“燈火管制”，在這樣的淪陷區(qū)的夜晚，你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只有燈下讀書，身心才能稍稍平靜。作為“亂世微光”的書籍，不僅僅是鄭振鐸的，也是特殊時期很多人的避難所。
新京報：想起前段時間加沙的一則新聞，有民眾自發(fā)在戰(zhàn)亂的街邊擺書攤，很多路過的人都會駐足翻翻這些書。
吳真：這可能就是書籍對每個具體的人真正的意義吧。當你無處可逃的時候，至少還可以逃向書籍，它構(gòu)成了動蕩日常生活的一個錨點。即便外部世界再不可控，但至少通過書籍，你的思想還是會有片刻屬于你的。
注：除紀錄片畫面等素材外，文中其他圖片均來自《暗斗：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(zhàn)》。
采寫/申璐
編輯/羅東
校對/劉軍
